马来西亚：30,000人走上街头要求选举权利

马来西亚：30,000人走上街头要求选举权利

星期五, 30 十一月 2007.

自政改运动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在2007年11月10日，星期六，多达30,000的群众不顾政府大规模的威胁和恐吓，在吉隆坡集会和示威，要求对选举体制进行改革。这是自从1998年政改运动以来，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最大的公众抗议活动。这次运动是由一个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公选盟)发起的，旨在抗议在最近的选举中不断蔓延的违规行为，投票欺诈，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以及滥用职权操纵选举。这次大罢工是对首相日益增长的不满的一个标志，不仅是由于压制选举权利，也是这届政府自从2003年11月掌权以来在控制不断增加的生活开支，犯罪率和史无前例的腐败状况的失败的结果。此外，在抗议者的队伍中出现了年轻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背景的以及来自城市区域的群众——由于不确定的全球市场和上涨的原油价格的影响，他们承受着来自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压力。

作为几天内在这次事件中的主角，巴拉维警告说，如果组织者继续执行他们的预定计划，政府就不会容忍街头示威并将发誓采取严厉的行动。这是在来自警方和其他部长在主流媒体上的恐吓之后，使用高压水枪和联邦后备队来遏制这次集会并拘留示威者。在示威活动当天，警方在所有进入城市的主干道设置了检查站，甚至远至北部的吉打州，来阻止示威者进行抗议活动，而且调动了上千名警察封锁道路并阻挠抗议者们进入不同的地方，以防止他们聚集在一起。

警方还对大量的和平示威者们点燃了催泪弹和发射高压水炮。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包括18名儿童在内的245人被拘留了。尽管所有人都已经被释放了，但是他们稍后可能会遭到控告并因为参加了“非法集会”而面临一年的监禁。大规模集会的出现也使得正准备在将要到来的几个月里举行大选的现政府感到恐慌。因此，他们可能会计划使用更多非民主和镇压的手段来防止更深入的群众动员和示威活动。

上千人不顾政府的这些高明的诡计，聚集起来抗议政府的政策。他们表现出了正在不断增加的政治觉悟，尤其是在城市人群之中。

君主的介入？

公选盟的组织者们认为这次示威是一次卓越的成功，并誓言要把类似的策略更深入地进行下去。在反对党(PAS-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KR-人民公正党，DAP-民主行动党)领导下的公选盟的组织者们已经预定了一个计划，打算通过马来西亚国王的介入来要求选举改革。当集会临近尾声的时候，包括前议员、前副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领导的反对派，提交了一份给王宫官员的备忘录，要求通过君主干涉来纠正政府的改革不力。趁着集会的成功，公选盟正计划组织另一场相似的全邦范围的运动来呼吁苏丹们的介入。苏丹制度是正在实行中的马来西亚的九邦体制。

然而实际上国王和苏丹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都是分别由首相和酋长大臣们推举出来的。他们对于法官和其他人员的任命权力也只是出于宗教和礼仪习惯而做的表面文章。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或者权力对联邦和各邦政府的政策进行干预。而且，他们正是从联邦政府和地方邦政府那里享受到各种特别待遇。因此，这些君主们当然不愿意反对政府和它的政策——那样做只会危及他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权。

尽管集会已经以一种专业的手法管理和组织了起来——这种手法也是它的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它的领导者们把方向，计划和政策上的前景明确地提出来了，这决定性地使这一次广泛的运动得以开展并走向胜利。在大选来临之际，PAS, PKR和DAP的领导者们正利用公选盟平台来提高他们各自在选举上的支持率，但是他们没有提供清晰的政策来引导和促使群众在改革这一腐朽的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由他们目前的计划和方向所反映出来的，正如他们的地方主义和保守的特点。

政改运动

上一次的这种街头示威运动是在1998年的政改运动期间出现的，当时安瓦尔被去职，随后出现了对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独裁权力的质疑。当时那次执政党所面临的内政危机是由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后，国家的权力机关，例如警察，司法和其他机构对民主权利和反对派的镇压行为被清楚地向群众揭露了出来。然而反对党和他们的领导者的行动计划和他们自身的局限性正在给建立一个团结的运动带来危害。

政改运动主要由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和学生所支持，他们要求不民主的政府机构——比如警察，司法，媒体等进行改革。但是这次运动仍然无法满足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如结社的自由，像样的住房，以及最低工资等，以便使他们的主张得到来自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无论是什么种族或宗教信仰。安瓦尔在位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反对党，如PAS和DAP的地方主义特征以及不民主的政府体制，无法激励那些承受了经济混乱冲击的广大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普遍的斗争。因此，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人们被严格地按种族和宗教观念来划分的国家里，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不分种族和宗教地团结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联合行动，以及公开透明的领导

上个星期，巴拉维宣称，由于全球燃料价格的上涨，政府不能继续提供燃料补助金，这意味着又将有一次燃料价格的飞涨。这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增加食品和交通的开支，也就是说，城市工人阶级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从另一方面来看，全球的经济正处在混乱无序之中，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严重地削弱原本就脆弱的马来西亚面向东方的出口经济。这样就会导致类似于1998年，或者出现更多斗争的形势出现。

巴拉维掌控下的政府已经在继续执行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政策来安抚国内外的资本家们。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更严重的损害。今年八月，政府修改了原本就有利于雇主的工业和劳动法律，使他们得以进一步剥削工人们。去年六月，由于食品价格猛涨，上千名工人被马来西亚职工会(MTUC)组织起来进行抗议，要求政府为私营企业的工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提供生活补贴(COLA)。几个星期前，4,000名银行职工聚集起来示威，要求从赚了数十亿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利润的银行雇主那里取得奖金(or退休金？)。与此同时，外国工人则已经非常悲惨地被排挤到那些薪水非常之低的工作上去。在最近的几个月，上百来自孟加拉和印度工人针对这种剥削展开了抗议活动。九月份，2,000名律师进行了努力，要求通过对法律进行改革来阻止不断增加的腐败行为和司法权力的滥用。大学生们对于学校当局采取的高明的诡计也越来越不满。所有这些遭到了挫折的工人，学生，中产阶级职员和其他人们应当联合起来反对政府推行的政策，为了民主，经济和社会需求而共同斗争。

通过来自下层人民的巨大压力，改革可能取得短暂的胜利，但是改革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持久的。相邻国家，例如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斗争，都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结论。例如，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独裁政府被大量要求民主权利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推翻之后。尽管群众通过这次斗争赢得了一些民主改革和权利，然而自从继任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屈服，人们的基本需求又遭到了更进一步的损害。这主要是因为随后的Habibie, Wahid, Megawati和Bambang政府同样在保卫着资本主义的利润体系。去年，Bambang削减了燃料补助金——更深地刺激了燃料价格的增长，并且修改了劳动法以便适应市场的需要——更深地压迫了工人和穷人。

因此，民主、社会和经济斗争都必须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民主权利而斗争，这是一件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比如说真正的选举自由、组党自由和竞选自由、交际权利、不受到国家暴力机关折磨的恐怖而进行的集会和示威的权利、组建职业联盟的权利、罢工斗争的权利以及广泛的新闻媒体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等等。但是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总归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在这种体制下，利润被优先提供给少数人（国内外资本家），却不是用来满足大多数人（工人，学生，中产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因此人们有必要进行一次斗争：将主要工业置于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的国有化，以及在人民群众控制下进行的政府机关的民主化——这将是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一部分。此外，这样的斗争必须由一个在完全透明的纲领，策略和前景的指导之下的政党来领导，以便在斗争中引导人民大众朝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前进!